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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之書：結束，是重生的起點
Transitions: Making Sense of Life`s Changes
多少次，我們急於拋開過去，一心向前，卻沒有好好把該完成的人生功課做好。
作者介紹
威廉．布瑞奇William Bridges
桃李滿天下的成長導師。畢業於哈佛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在大學裡教過美國文學，後來轉換人生跑道，成為心靈成長導師。多年來開課無數，並受多家大企業延攬，包括AT&T、惠普電腦、摩托羅拉等，都曾邀請他演講授課。《華爾街日報》曾經票選全美十大最重要的成長導師，布瑞奇就名列其中。
阿底峽尊者的教言
問：「對於一個證悟者來說，僅僅依靠空性的見解和修持，就能成佛嗎？」
答：「如是一切顯現和所有音聲，沒有不是從自心產生的，心體就是明空覺性。證悟覺空無二，就是見解；無有散亂，以正念不斷護持，就是修持；狀態之中猶如幻化般積累二種資糧，就是行為。現在若能對自己的見、修、行有所覺受，則在夢中也能夠行持；若夢中能夠行持，則臨終時能夠行持；若臨終時能夠行持，則中陰時也能夠行持；在中陰時也能夠行持，便決定能獲得殊勝悉地。」
《大成就者之歌：祖古•乌金仁波切灵修回忆录》
神經學家用自己證明自由意志可以勝過基因呢～
也順便證明，意識不是大腦的產物。
▲相較於一般正常人的大腦（上圖），詹姆斯法倫（James Fallon）的大腦（下圖）顯示，與同理心相關的額葉活動很少。（圖／James Fallon）
記者林蕙娟／綜合報導
2005年10月的某個下午，神經科學家詹姆斯法倫（James Fallon）看著連續殺手犯的大腦掃描──這是他在加州大學歐文分校（UC Irvine）裡研究項目的一部分，他翻看著數以千計的PET掃描（正子斷層掃描），尋找大腦解剖模式與現實世界裡心理變態傾向的相關性。
法倫說，「當時我看著許多掃描，有殺人兇手、精神分裂症、抑鬱症和其他正常的大腦；同時，我也在做阿茲海默氏症（失智症）的研究，所以把我和家人的大腦掃描也放在裡面。」
法倫接著說，「我在這堆掃描影像裡，看到一個明顯病態的影像。」這個影像顯示，在與道德和自我控制相關的額葉和顳葉區域的活動很少，他發現這張掃描出自他的家族成員，便去檢查他的實驗室PET機器是否故障了（結果完全正常），便決定他一定要找出到底這是誰的大腦影像。當他看著編號，看到的竟是：這個心理變態的大腦，就是他自己的。
怎麼辦？大多數人應該選擇不會告訴任何人，因為太恐懼或太尷尬，怕被貼上精神病患的標籤。但法倫不然，他把這項發現在TED Talk的演講中說出來，接受NPR採訪，更在上個月出了一本新書《精神病患的內在》（The Psychopath Inside，直譯。書封見左圖），在書中，法倫告訴大家，為何像他這樣一個婚姻家庭美滿的男人，竟和連續殺人犯有同樣的思維模式。
「我從來沒有殺死任何人，或強姦任何人，」法倫說，「所以我想的第一件事是，也許我的假設是錯的，這些腦部區域不是反映精神病或殺人犯的行為。」
於是，法倫做了一系列的基因測試，結果得到更多的壞消息。他說，「我擁有所有跟侵略性、暴力和低同理心有關的高風險等位基因，例如與攻擊行為相關MAO-A基因變體。」最後，基於進一步做神經和精神病的行為研究，他乾脆決定，「我的確是一個精神病患者，只是一個相對好的一種，就是『親社會心理變態』（pro-social psychopath）」──這種人缺乏同理心，很難對人產生同情，但仍會把自己的行為控制在社會所接受的範圍裡。
說來，這個發現對法倫來說，也不完全讓他震驚，因為他一直知道自己是一個權力和操縱欲強的人；此外，他的家族裡有7名殺人犯，包括惡名昭彰的麗茲波頓（Lizzie Borden），她在1892年被控殺害父親和繼母。
事實上，一個有著與精神病患相同基因和大腦的人，居然可以「非暴力」，而成為穩定和成功的科學家，讓法倫重新思考「精神病」一詞的多義性，畢竟，並非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會殺人，像法倫這樣的人，會出現其他心理變態的行為。
法倫自我分析，「我很討厭競爭，我不會要求我的子孫參加比賽一定要求勝。我是一個混蛋，成天做些讓人受不了的鳥事。不過，當我有侵略性的時候，我的攻擊性會昇華，我寧願與人爭辯，也不會動手打人。」
為什麼法倫能控制自己的行為，而其他有類似基因和大腦的人會演變成暴力行為，最後待在監獄裡？法倫曾經是一個基因決定論者，但現在他對「基因對行為的影響」的看法已經更「進化」，他認為，他的童年經驗，有助於阻止他走上可怕的那條路。
「有人愛我，這保護了我，」法倫說。部分原因是在他出生前，媽媽多次流產，所以父母對他十分關愛，他認為這就是關鍵。
這對應到最近的研究：他的大腦呈現5-羥色胺轉運蛋白特定的等位基因，這被視為他具有較高的精神病傾向風險，但進一步的分析顯示，還是可以用很多方式影響腹內側前額葉皮質（精神病患特徵的低活動區域）的發展，讓該區域受到更多外在環境的影響，因此正面（或負面）的童年經驗，對行為模式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當然，除了基因和外在環境，還有一個第三要素：自由意志。「自從發現這一切，並著手調查後，我就努力試圖改變我的行為，」法倫說，「我更加自覺地去做『被認為是正確的事』，並更會考慮別人的感受。」
法倫補充說，「同時，我不是因為這樣做使我變好，而是我能很驕傲地向世人和自己證明，我可以不受『那些』影響。」
原文網址: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1125/300118.htm#ixzz2lfJIt4o5
你壓根沒法控制你自己
JAMES ATLAS 報導 2012年07月12日
近來我們為什麼思考了那麼多關於思考的問題？
在美國暢銷書排行榜接近榜首的位置上，你可以找到喬納·萊雷爾（Jonah Lehrer）的《想像力：創意是如何運作的》（Imagine: How Creativity Works），接著是查爾斯·達西格（Charles Duhigg）的《習慣的力量：我們在生活和工作中為什麼要這樣做》（The Power of Habit: Why We Do What We Do in Life and Business），位居中間座次的，還有幾個月以來一直穩踞榜單的丹尼爾·卡納曼（Daniel Kahneman）的《思考：快與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最近又有一本書上榜，是萊昂納德·蒙洛迪諾（Leonard Mlodinow）的《潛意識：無意識心理怎樣主宰你的行為》（Subliminal: How Your Unconscious Mind Rules Your Behavior）。
這種宣揚“你壓根沒法控制你自己”的書正在大舉流行。
和大多數流行的勵志書不同，這些書更接近我們所熟悉的生活——你當然可以改變自己的人生，但是只能改變一點點，而且要耗費巨大的努力。
卡納曼教授10年前曾榮獲諾貝爾獎，其新作《思考：快與慢》集他畢生在神經生物學、經濟學與心理學領域內研究成果之大成，書中直擊這個問題的核心：對於腦化學、社會心理暗示、性格氣質這些影響我們思維與行動的看不見的因素，我們究竟了解多少？ “自由意志”這個概念是不是已經過時了？
這些書都有一個相同的主題：我們在日常生活裡所做的種種選擇都是由深深植根於神經系統中的衝動所促使的。我們不僅不是自己命運的主人，甚至可以說是生物決定論的奴隸。一旦進入這個奇異的、主要由神經元構成的大腦世界，我們就會發現——說得直接點吧——我們其實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卡納曼教授把我們處理信息的方式分為兩種思考模式：第一系統憑直覺運行，第二系統倚仗邏輯。第一系統“自動而快速地運轉，不太費力或者根本不費力，沒有自覺施加控制的意識”。比如我們對憤怒的面孔做出反應會比對“快樂”的面孔做出反應要快，因為憤怒的面孔更有可能意味著危險。第二系統則“把注意力分配給需要努力思考的精神活動，包括綜合評估。”第二系統負責決策，或者說自以為由它負責決策。影片裡放著兩支籃球隊正在打球，如果有人給我們一個任務，讓我們去數某支球隊的運球次數，那麼我們就會自動忽略片中出現了一個穿著大猩猩戲服的人。對於不合理的信息，我們會自動把它編入一個相適應的虛構的敘事中，或者乾脆就直接忽略它，通過這兩種方法使其顯得“合理化”。
這種“認知偏差”的後果會讓人不安：以色列一項針對法官的研究表明，65%的假釋許可都是在法官飯後批准的，之後這一比例逐漸遞減，直至0%，直到法官“下一次吃飽飯”後才會回升。
《思考：快與慢》並不是一本規定性的書。卡納曼教授在書中想向我們表明思維是如何工作，而不是為了玩弄英國哲學家吉爾伯特·萊爾（Gilbert Ryle）所謂的“機器中的幽魂”概念（ghost in the machine，指人類思維與行動分離的二重性，該理論認為兩者之間的聯繫本質上是不可知的，思維只是禁錮在身體這個“機器”中的“幽魂”——譯註）。
《習慣的力量》更積極一點。達西格的論點是，人們不可能改變自己的習慣，只能培養新的習慣。酗酒者不能只憑意志戒酒，他們需要改變那些能觸發飲酒衝動的行為，比如不再去酒吧，轉而參加戒酒互助會議。 “你得保持舊有的暗示機制和獎勵機制，然後加入新的日常行為模式來滿足你的渴望。”
《習慣的力量》和《想像力》都屬於近年來開始日漸成為顯學的一種勵志書門類，它們以高度嚴密的科學理論作為支持，向我們表明，儘管人類感知有種種笨拙之處，但我們仍然可以實現自己的抱負。
蒂莫西·D.威爾遜（Timothy D. Wilson）最近出版了一本勸誡類（how-not-to）新書《重新調整：關於改變心理狀態的驚人新科學》（Redirect: The Surprising New Science of Psychological Change）。這本書適合給懷抱美好願望的父母、老闆、教練、教師、心理學家乃至從事其他旨在改善他人生活行業的人作為入門讀物。這些人往往知道一肚子別人是怎麼在生活中實現偉大成就的故事，之後他們自己的命運也不知不覺改變了。
達西格在書中重新講述了橄欖球教練托尼·鄧吉（Tony Dungy）重振弱旅“帕坦灣海盜”橄欖球隊的傳奇故事：他教球員們不要思考。鄧吉讓球員們逐漸養成對場上局勢的“自動”反應，從而“去除必要的決策過程”。看一眼線鋒腳的朝向，就能判斷出他是不是已經準備好後撤……看四分衛的臉衝著什麼方向就能判斷出他要向哪個方向擲球。不要做出反應：直接行動。你猜怎麼著？ “海盜隊”開始贏球了。 （至少那場比賽贏下來了，接著他們又開始輸球，鄧吉被解僱。）
萊雷爾把這種頭腦中的這種認知和重新調整的能力稱為“頓悟的科學”。在洗熱水澡時，在看羅賓·威廉姆斯(Robin Williams)做脫口秀時，或者在海灘漫步時，我們的思維更容易迸發靈感。藍色比紅色更能激發我們的創造性，因為藍色可以讓我們聯想到碧海晴空，從而產生α腦電波（大腦可產生四類腦電波，當身體放鬆、大腦活躍的時候，就可以導出與創意相關的α腦電波——譯註）。
讓我們的神經系統成為盟友，而非敵人
那麼，我們不禁要對自己提出這樣一個精神病醫生常對病人提的問題：為什麼還要去想“為什麼”，光想“怎麼做”不就好了嗎？
“這其實是諸多觀念的集合，”卡納曼教授說：“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解釋主要集中在情感或社會對思維的扭曲方面。”他和其他類似暢銷書作者們所做的是使用當代技術手段，諸如神經生物學、大腦掃描、視網膜研究等，將大腦研究“科學化”，證實大腦的思考活動在我們生活中所發揮的作用其實比我們所認為的要小。
18世紀哲學家大衛·休謨（David Hume，萊雷爾經常援引他的觀點）沒辦法給大腦做核磁共振，但他曾以類似的方式闡釋過這個問題。他的代表作《人性論》(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探討了習慣或“習俗”是怎樣統治著我們的生活。休謨對人類感知能力的試驗——人們對顏色、距離、數組如何反應——為卡納曼的嚴謹科學研究提供了原型。卡納曼的目的就在於向人們表明“人類想像力與理性的先天不足和不穩定性。”人類意識和哲學本身一樣，都建立在“非常薄弱的基礎之上”。
如果說休謨是現代主義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則更加當代一點。詹姆斯在19世紀末期探討了和休謨同樣的問題——潛意識怎樣以生理過程運行，而不是像弗洛伊德學說中那樣以心理過程運行。在他如今已成為經典的文章《論習慣》(Habit)中，他認為即便是人類最複雜的行動也可以歸結為反射行為——“神經中樞連鎖執行任務”。獵人發現鳥兒，舉槍射擊；擊劍手一氣呵成的格擋和後退動作。他們是在不假思索地進行這些行為——行動發生在思考之前。但是那些養成習慣，在無意識中做出與自己利益相悖行為的人該怎麼辦呢？比如咬手指甲、“亂抽鼻子”，或者帶著“鼻音”說話？答案是我們可以通過努力訓練自己來改變壞習慣。自我意識讓我們獲得自由。 “教育之中最偉大的事情，”詹姆斯寫道：“就是讓我們的神經系統成為我們的盟友，而不是我們的敵人。”
我們真能達到他的預期嗎？語言哲學家約翰·希爾勒（John Searle）研究這個問題已經超過半個世紀。他認為我們走在了正確的軌道上，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對哲學傳統愈來愈感到不滿，”他在伯克利大學自己的辦公室裡這樣說道：“人們一直對大腦的工作方式非常感興趣，但我們應當把它當作消化和光合作用這樣的自然過程。”大腦同樣是人體的一種器官。
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其實沒有任何“力量”，沒有能力按照自己的心願去行動呢？或者說“自律”是否只能在“不自知”的牢獄之內才能發揮作用？ “我們必須相信不是這樣（人類有自由意志），”紐約大學社會學教授史蒂文·盧克斯（Steven Lukes）這樣說。他在道德哲學方面的研究成果受到很高評價：“如果我們當真認為人類的行為與目的之間完全沒有聯繫，就無法使用倫理學語言，這樣還怎能繼續我們現有的生活？”——或者去做我們認為正確的事情？ “當人們'感覺'自己擁有自由意志的時候，他們就會擁有自由意志，”卡納曼教授說：“如果不相信這一點，那人類就沒有任何責任感可言了。”
但是正如我們從這些書中所讀到的，一個人的“感覺”有可能——其實是非常有可能——只是一種幻覺。蒂莫西·威爾遜(Timothy Wilson)的總結可謂簡潔而又令人揮之不去：“一個人對於自己來說也是陌生人。”
但是這個陌生人，可以通過學習與你成為朋友。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2年5月13日。
詹姆斯·阿特勒斯（JAMES ATLAS）著有《我的中年生活：一個倖存者的故事》（My Life in the Middle Ages: A Survivor's Tale）
翻譯：董楠
心理學家的觀點：大部分的人皆有大小創傷，影響著生活層面而不自知。
怎麼觀察你有多少創傷呢？
你對電影裡那些情節特別有感覺？回想過去時，激動不已或是裝作平靜卻肌肉緊繃？
或是親人出現某種情緒或對待，想抓狂或逃跑？
我腿粗，即使是男生，還是算特別粗。直到超過三十歲，發現我想逃跑，逃出家裡，那份能量不斷累績至腿的肌肉。
轉譯與轉化---摘錄自肯恩·威爾伯《一味》
宗教一向具有兩種非常重要而又截然不同的作用。
其一，它爲小我製造了生命「意義」：
提供神話、故事、傳說、口述典故、儀式與信仰的復興，
幫助小我産生意義感，而有能力承受噩運之矢。
這種宗教作用通常無法改變一個人的意識，
因爲它無法帶來基進的轉化，也無法帶給小我粉身碎骨的解脫。
反之，它安慰小我，加強小我，護衛小我，助長小我，
只要這個分裂的小我相信這些神話，執行這些儀式，說出這些禱詞，
擁護這些教條，小我便熱切地深信自己能得到「救贖」
──被眼前的男神或女神所拯救，或者死後進入永恒的驚喜中。
其二，宗教對極少極少數的人而言，是具有基進的轉化與解脫作用的。
這種宗教作用無法加強自我，反而使它粉身碎骨──
不是慰藉，而是支離破碎；不是鞏固，而是放空；
不是自滿，而是爆破；不是舒適，而是革命──
簡而言之，不是一種對意識的保守支撐，
而是在意識最深處産生基進和突變的轉化。
我們可以用幾種不同方式來說明宗教的兩種重要作用。
第一種作用──替自我製造意義──一種橫向活動；
第二種作用──轉化自我──一種縱向活動（更高或更深，隨你比喻）。
第一種作用我稱爲「轉譯」；第二種作用我稱爲「轉化」。
在2005年，ABC新聞網採訪了許多藝術家和藝術史學家並請他們判斷"現代藝術"跟"4歲小孩塗鴨"的差別。看似簡單的問題，他們答出來的正確率卻不盡理想…網站Buzzfeed將這些問題翻出來，交給網友們判斷到底其實現代藝術虛有其表，還是小孩根本就是藝術家！
第二次參加源淼老師的工作坊，很多事情不一樣了，關係、住處、內在等等都有很大的改變，能體驗的更深更多。
前一天的晚上就開始興奮，早上六點多就起床睡不著，像個準備去遠足的小孩。
在前往工作坊的途中，與伴吵架，兩人都很不高興。教室的坐墊不夠，兩人坐在後邊的椅子仍生氣著。
源淼老師進門坐著我倆旁邊，我們隨即起立，她要我們坐著，我們靜靜地繼續坐著。
當我思索著要如何化解彼此的生氣，以免打壞期待已久的課程，卻隱約感覺到一股能量不斷從源淼老師的方向傳過來。
整合之道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