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經學家用自己證明自由意志可以勝過基因呢~

也順便證明,意識不是大腦的產物。

 

▲相較於一般正常人的大腦(上圖),詹姆斯法倫(James Fallon)的大腦(下圖)顯示,與同理心相關的額葉活動很少。(圖/James Fallon)

記者林蕙娟/綜合報導

2005年10月的某個下午,神經科學家詹姆斯法倫(James Fallon)看著連續殺手犯的大腦掃描──這是他在加州大學歐文分校(UC Irvine)裡研究項目的一部分,他翻看著數以千計的PET掃描(正子斷層掃描),尋找大腦解剖模式與現實世界裡心理變態傾向的相關性。

法倫說,「當時我看著許多掃描,有殺人兇手、精神分裂症、抑鬱症和其他正常的大腦;同時,我也在做阿茲海默氏症(失智症)的研究,所以把我和家人的大腦掃描也放在裡面。」

法倫接著說,「我在這堆掃描影像裡,看到一個明顯病態的影像。」這個影像顯示,在與道德和自我控制相關的額葉和顳葉區域的活動很少,他發現這張掃描出自他的家族成員,便去檢查他的實驗室PET機器是否故障了(結果完全正常),便決定他一定要找出到底這是誰的大腦影像。當他看著編號,看到的竟是:這個心理變態的大腦,就是他自己的。

怎麼辦?大多數人應該選擇不會告訴任何人,因為太恐懼或太尷尬,怕被貼上精神病患的標籤。但法倫不然,他把這項發現在TED Talk的演講中說出來,接受NPR採訪,更在上個月出了一本新書《精神病患的內在》(The Psychopath Inside,直譯。書封見左圖),在書中,法倫告訴大家,為何像他這樣一個婚姻家庭美滿的男人,竟和連續殺人犯有同樣的思維模式。

「我從來沒有殺死任何人,或強姦任何人,」法倫說,「所以我想的第一件事是,也許我的假設是錯的,這些腦部區域不是反映精神病或殺人犯的行為。」

於是,法倫做了一系列的基因測試,結果得到更多的壞消息。他說,「我擁有所有跟侵略性、暴力和低同理心有關的高風險等位基因,例如與攻擊行為相關MAO-A基因變體。」最後,基於進一步做神經和精神病的行為研究,他乾脆決定,「我的確是一個精神病患者,只是一個相對好的一種,就是『親社會心理變態』(pro-social psychopath)」──這種人缺乏同理心,很難對人產生同情,但仍會把自己的行為控制在社會所接受的範圍裡。

說來,這個發現對法倫來說,也不完全讓他震驚,因為他一直知道自己是一個權力和操縱欲強的人;此外,他的家族裡有7名殺人犯,包括惡名昭彰的麗茲波頓(Lizzie Borden),她在1892年被控殺害父親和繼母。

事實上,一個有著與精神病患相同基因和大腦的人,居然可以「非暴力」,而成為穩定和成功的科學家,讓法倫重新思考「精神病」一詞的多義性,畢竟,並非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會殺人,像法倫這樣的人,會出現其他心理變態的行為。

法倫自我分析,「我很討厭競爭,我不會要求我的子孫參加比賽一定要求勝。我是一個混蛋,成天做些讓人受不了的鳥事。不過,當我有侵略性的時候,我的攻擊性會昇華,我寧願與人爭辯,也不會動手打人。」

為什麼法倫能控制自己的行為,而其他有類似基因和大腦的人會演變成暴力行為,最後待在監獄裡?法倫曾經是一個基因決定論者,但現在他對「基因對行為的影響」的看法已經更「進化」,他認為,他的童年經驗,有助於阻止他走上可怕的那條路。

「有人愛我,這保護了我,」法倫說。部分原因是在他出生前,媽媽多次流產,所以父母對他十分關愛,他認為這就是關鍵。

這對應到最近的研究:他的大腦呈現5-羥色胺轉運蛋白特定的等位基因,這被視為他具有較高的精神病傾向風險,但進一步的分析顯示,還是可以用很多方式影響腹內側前額葉皮質(精神病患特徵的低活動區域)的發展,讓該區域受到更多外在環境的影響,因此正面(或負面)的童年經驗,對行為模式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當然,除了基因和外在環境,還有一個第三要素:自由意志。「自從發現這一切,並著手調查後,我就努力試圖改變我的行為,」法倫說,「我更加自覺地去做『被認為是正確的事』,並更會考慮別人的感受。」

法倫補充說,「同時,我不是因為這樣做使我變好,而是我能很驕傲地向世人和自己證明,我可以不受『那些』影響。」



原文網址: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1125/300118.htm#ixzz2lfJIt4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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